周末重磅!林毅夫、黄奇帆、李稻葵等专家最新发声,信息量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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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以“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为主题的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云端隆重召开,多位顶级专家展开探讨。

  黄奇帆:下大力气搞好金融,这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周末重磅!林毅夫、黄奇帆、李稻葵等专家最新发声,信息量巨大!

  “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5月14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在其看来,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黄奇帆认为,人民币发行锚定美元绝非长久之计,应该锚定自己的GDP含税量上、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黄奇帆表示。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黄奇帆表示,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黄奇帆表示,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黄奇帆称。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黄奇帆认为,近年来,中国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黄奇帆表示,应该创造条件让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黄奇帆认为。

  以下为黄奇帆发言全文:

  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圆桌论坛。就今天的话题我谈一点体会。我认为,当前和今后我们至少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第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性通货膨胀渐行渐近。国际经贸秩序深度调整,反全球化逆流时有回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更多挑战。国际冲突持续升级,局势走向扑朔迷离,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越来越大。“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对我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压力。

  第二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3%。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要达到美国的60%的水平,那就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达到2.7%。如果未来15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2.7%就意味着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4%,做到这个很难。

  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毋庸讳言,中国在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同时,也成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进口依赖度过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进大出、粗放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日益偏紧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型。特别是我们宣布了3060目标,要实现它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第四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以细胞免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生物经济、以零碳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加上不断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测,脑机协同、人机互动、虚拟和增强现实等,未来产业在不断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机会,参与甚至是引领这些科技革命,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

  第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比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根据七普的结果,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18.70%,比六普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再比如,我们虽然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还有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困难,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应对这些挑战,唯有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我认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对应于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

  目前,我们的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再比如,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中央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的比重,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

  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这个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

  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我们既十分期待,又同样担忧。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

  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的获得财产性收入。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我们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这是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类似的还有很多,需要系统研究。

  林毅夫:中美应保持正常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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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14日出席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时指出,中美应保持正常经济关系,树立全球稳定和平的新秩序。

  林毅夫说,全世界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经济版图发生巨变。一方面最主要的国家增长率在下降,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

  他指出,全球版图变化中,最大的输家是美国。2014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也正因为这样的改变,美国想采取一些措施保持经济产出并遏制中国的发展。

  面对当今情况,中国接下来最好的战略是什么?林毅夫给出两个建议。

  第一,希望能够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

  他指出,当前中国不断大踏步迎头赶上,有后发者优势。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类似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这种后来居上模式的国家经济增速在8%至9%。对中国来说,每年有8%的经济增长潜质。

  与此同时,中国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很高的国际经济占比份额,并且有较好的政治环境保证经济稳定增长。

  “这些都是中国的优势,中国应该发挥这些优势,以保持动态经济增长。”

  第二,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

  林毅夫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算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有8%的潜在增长率,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将会持续助力全球经济发展。

  此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是120多个国家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之下,贸易是1+1>2的共赢。

  “因此,建议中国保持高速动态经济增长,并且保持开放型的改革态度。”林毅夫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增长将是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也可以瓦解美国试图和中国脱钩的企图。

  他还指出,目前中国正在迎头赶上,总有一天中国经济总量会是美国的两倍。

  “到那一天,美国将不得不做一个平衡和抉择,必须跟中国做贸易,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只有跟中国打交道,才能确保对其国家有益,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这样树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稳定和平的新秩序。”林毅夫说。

  李稻葵:两年抗疫为每个百姓平均延长了十天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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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国内的风险挑战也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好挑战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国内怎么做好自己?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认为当下就是要好好地控制疫情,结合本人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解,做一点深入的分析。“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非常好的一个测度是人均寿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

  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的,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今天的77岁,过去30年,每年提高了99天,“我们每一个中国百姓过生日的时候要记住,过完这个生日,虽然按照一般来讲是年长了一点,离最终的生命终点接近了,但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发展让你延缓了99天的寿命!”李稻葵分享称,并表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世界银行的数据都显示如此。

  李稻葵认为,以平均寿命这个测度来看过去两年的抗疫是有成绩的,过去两年的抗疫帮助挽救了多少生命?这个话题各有各的说法,姑且把美国的数据中死于新冠疫情的数量乘以四:假如中国没有做好防疫工作,过去两年会有400万生命的损失。每一个失去的生命的挽回,相当于让每个人多增加了10天的寿命。过去两年伟大胜利,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十天,平均每年5天。

  复旦大学在自然子刊上面说,如果抗疫做不好,不坚持严格的抗疫可能会丧失155万的生命,这155万生命大部分可能是中老年人,把这个算下来摊到每一个人,则平均寿命减少了4天。

  李稻葵分析,中国做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部分原因是有在提高公共卫生投入、有科技进步、有提高安全教育水平、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原因,但还有根本的一条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是提升我们的健康水平,增加人均寿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生活水平提高包括什么?包括有时间健身,包括家里按了空调,夏天可以休息好、冬天有暖气。李稻葵引用数据称,过去的30年或者20年平均人均消费如果上升或者下降一个百分点,带来多少天的人均寿命的上升或者下降呢?答案是十天。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是延长平均寿命,1%的人均消费增长能提高每年10天的生命,十天相当于通过抗疫挽救了400万的生命。

  中央和国家要求全社会做到严格抗疫,实际是在两个战场,一个是一定要保住疫情不要扩散,它的第一个直接的目标就是减少生命的损失。保证疫情不扩散是争取时间、买时间。因为最危险的、容易感染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每一个配合防疫的人是争取时间控制疫情的发展,争取时间给爷爷奶奶、年长的父亲、母亲,给他们创造条件,劝他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打疫苗,建立相应的针对老年人医疗体系,同时等待特效药,等待更好的疫苗。防疫打的是时间仗,时间很宝贵。李稻葵呼吁相关的医疗部门把老年人,把有身体基础病的人放在首位,大家一起争取时间给他们筑牢防护线。

  第二个是保经济。此时此刻很多的工厂不能完全复工,复工的不能完全复产,东南亚的领导人有意把中国的生产线吸引到他们的国家去,中国不能自毁长城,只忙着减少感染,把产业链忘记了。保护产业链就是保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如果能够保住生产线,保住产业链,把未来潜在的GDP增长速度保住0.1%,对未来每一年的增长能够多增加0.1%,由于消费跟整个经济基本同步的,则人均消费每年增加0.1%,折算成寿命是能够增加6天。

  所以,保生产线、保产业链非常重要,不能只盯今天也要看明天,明天的收入也很重要;不能只看到今天保住的生命,还要保住未来的健康、生命,所以产业链一定要保住。

  李迅雷:应更多依靠消费拉动,建议推动发放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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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出席论坛时表示,我国在扩内需领域,应更多依靠消费拉动。一方面要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对消费的投入力度,还要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李迅雷指出,受到疫情、乌克兰危机影响,经济外循环内循环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目前来看,我国在畅通内循环上,主要是通过基建投资。但完全单靠基建投资是不够的,因为基建投资面临好项目越来越难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因此,促消费意义重大。

  对于促消费的方式,李迅雷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但当前财政主要投入在稳企业稳就业上,对于消费领域的支出偏少。他建议,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应推动发放消费券,发放消费券的方式相比美国发现金的方式更具针对性。

  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拐点和房地产市场的拐点,过去的增长模式现在很难再持续。靠外需很难,扩内需就需更多靠消费拉动。

  他表示,目前中国的消费总量还可以,因为人口基数大,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上存在消费率过低问题,居民家庭消费更多用来投资、买房。相信今后随着房地产投入的减少,消费率有可能会有所上升。此外,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企业责任等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野村证券陆挺:今年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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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在论坛上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今年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

  陆挺指出,除了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也要注意内部风险。疫情不仅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冲击,还影响了企业和居民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不断消耗不少家庭、企业的储蓄和积累,导致家庭、企业抗冲击能力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对基层政府稳定运行和基建投资造成压力。此外,传统政策的空间和效果也有所变化。以前主要靠地产和基建拉动经济,但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困难,而基建投资的回报率也有所下降。

  陆挺认为,今年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当前,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下滑意味着财政需要通过其他的渠道增加政府可调配的资金,甚至在一定的时候要调整今年的赤字规模。

  陆挺表示,财政支出要突出纾困的重要性。针对需要纾困的家庭和中小企业,应通过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比如增加贴息、贷款的担保,在纾困方面给一定的租金减免、税费减免,加大税收减免力度非常重要。

  此外,陆挺表示,在推动基建方面,要加大力度尤其是加大有合理回报资金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优先考虑人口流入地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在稳外贸方面,可以适时、适度通过向市场购汇的方法来释放人民币的流动性,节约降准的空间,同时维持现在人民币的略有贬值的状态。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李愿)、中新社、北京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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